文/理查德·莱特尔

一、我与聋人结缘在45年前

1971年，我从未在学校学习过关于聋人的知识。记得第一次见聋人是在一位医生的办公室。毫无征兆地，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用手语交流起来。看上去很有智慧。

大约一年后，我在加利福尼亚度假，一个朋友鼓励我到华盛顿去当老师。在美国的嬉皮士年代，我整天只顾着冲浪或者参加反越战抗议。可是朋友对我说，你已经24岁了，应该找一份真正的工作。

于是，我向一所学校递交了申请。校长是一个聋人。面试之前，我剪掉了长发，又试图学了一点手语。校长看着我用僵硬的手语表达自己，过了一会儿，他忍不住表示：“噢，不不不，停下来。”他叫来了手语翻译。手语翻译是位女士，她的女儿有听力障碍，后来成了我的第一个学生，现在是奥巴马办公室的接待秘书，在奥巴马的隔壁办公室面试之后，不出意料校长拒绝了我：“你什么都不知道，回去冲你的浪吧！”我倒是挺喜欢这个主意的，但是我并不想放弃，就追问，如果我在华盛顿找另一份工作，同时学习一些关于聋人的知识呢？校长答应了，并向我推荐了5本书。他认为重要的是我需要了解这些孩子，所有的书都是关于儿童教育的，没有一本是关于聋人的，因为他不想让我把重点放在聋人不能做什么上。两个月后，他打电话给我，说我可以得到这份工作。

于是，聋人成了我的第一个老板。在学校里，除了学生，还有一些老师也是聋人。我们除了上课，也有户外活动。我交了很多聋人朋友，其中也包括我的妻子，她是一位聋人博士。幸运的是，我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当我遇到聋人时感到十分正常，他们是和我一起喝啤酒、一起约会的人。

当我在聋人学校教书时，学生们会说：“天哪，我们要教这个可怜的男人手语！”但是面对聋人老师，学生们会想，他是一个老师——聋人可以成为一位老师，他可以成为我的榜样。

如果这个聋人老师同我一样聪明，跟我一样了解教学内容，他就拥有我所没有的东西。也许我可以教得更好，更聪明，但是我永远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和聋人学生们分享相似的感受。

二、和北京聋校校长的晚餐

1998年，我正好50岁，在从事聋人事业27年后，我第一次带着聋人来到中国。同行的有13位聋人老师，第一站从北京开始。一天晚上，我们和三位北京聋校的校长共进晚餐。我很自豪，因为我带来了聋人老师，在这里目前还看不到，也许他们有教艺术的聋人老师，但是没有教文化课的聋人老师。在场的一位校长对我说，“Lytle博士，太棒了，你有13位聋人老师！”当时我觉得自己都高大了起来，但他接下去说，“这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一下子泄了气。为什么不？我不能理解。他说，“你看，在场的聋人老师里面，有来自加拿大的、尼日利亚、美国、英国的……但是没有来自中国的，中国的聋人没法做到这点，中国的聋人不一样。”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对中国一无所知。可我也意识到，他在通过听人（听力正常人）的眼光看中国聋人。

情况在第二年有了改变。我们又带了一组人员过去，同上次一样，在北京和那些聋校的校长们一起吃饭。这一次我们的团队里大概有33人，至少有10位是来自加劳德特大学的中国聋人。

那位校长开始改口问：“这是怎么做到的？”

对我来讲，这是我来中国最重要的经历之一。如果给这些校长一个机会，看到中国的聋人学生可以做什么，他的问题就会从“不可能”到“如何去做”。通常，如果我们问为什么这么去做，说明我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但是当一个人问我怎么做时，那么至少我们可能有着相同的价值取向，可以协作。

三、一个尝试改变聋人的中国男人

在我和中国的故事中，有一个人很重要，他改变了我在中国的经历。本世纪初的一天，在北京的一家宾馆，我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往宾馆的大厅走去。一个坐在大厅里的男人忽然跳起来，抓住了我。当时我身边还有一个手语翻译，通过他我知道这个男人对我说：“你是理查德·莱特尔？你要帮我建一所聋人学校！”

他可能是从网上或者其他地方得知了我的故事。听说了我的行程后，他乘火车赶来，从九江到北京，坐了24个小时的火车，然后在大厅等了我一整天。可是我忙了一天太累了，只好跟他说，“我很忙，很高兴认识你…… ” 我尝试着拒绝，但是他不会放我走的，除非我答应帮助他。

第二天，我带他去了一个中国的慈善基金会，后来我们就开始在一起工作，与政府接触，从政府那儿得到建校的支持。

这个男人叫何盛华。

出生在中国“文革”时期的何盛华从没有上过学。1990年代，他在一家纺织工厂工作。在国企下岗的浪潮中，许多这样的纺织厂关门了，人们都失业了。听人可能比较快就找到了工作，但是像何盛华这样的聋人们没有。

何盛华发现在江西省九江市有一所聋校，但大部分聋孩子都在农村，离城镇的学校很远。他们被关在家里，父母不知道该如何教育他们，又为孩子的残疾感到自卑。何盛华打算拿出他和妻子的所有积蓄，为这些农村地区的聋人孩子办一所学校。

他是一个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教育的人，却在聋人教育这一块拿到了“博士学位”。何盛华的关注点并不在于怎样教聋孩子是最好的，而在于如何让他们接受和听人一样的教育：阅读、写作、数学。何盛华和身高仅他一半的妻子，到村子里挨家挨户地敲门，问对方家里是否有聋人孩子，如果有，他就会说服对方，让家长把孩子带去学校。私立学校有个问题是钱，建学校、雇老师都需要钱，家长们交不上，这就是何盛华找到我的原因，他想让我帮忙找钱。所以一开始我每年三到四次来中国，我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从市政府和中国政府拿到资金援助。

何盛华渐渐成为了九江的英雄，也是一个让政府“既爱又恨”的人。一方面，他们可能会讨厌他，因为他是一个绝不接受“不”这个答案的人，这让人感到不愉快。但是时间长了，他们开始相信他是九江的英雄，他对这个地方做出了有益的事。

如果你去何盛华的学校，你会发现，在他的学校每个人都用手语。当我来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学生们会好奇地问我，你乘了多久的飞机？会问我住在美国哪里，以及我是怎么到九江的。这些孩子们很快乐，他们有真正的语言，也可以运用这门语言。

何盛华真的很不可思议，他是那种你一生中只会碰到一次的人。他的儿子是一个听人，在他逝世后继续运营学校。现在这个学校很漂亮，建筑很新。

我曾经一年去这个学校3到5次，现在可能一年去2次。目前他们的关注点在学校的建设方面。这所学校原先是在农场上，但是十年的时间，城市往外扩，土地快速增值。我担心，九江博爱会失去他们原来的价值。

在学校的孩子们，我相信他们的人生被改变了，但是这些孩子中，只有少数可以进到大学或者高中，所以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地改变了生活。我很担心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因为找不到工作，又回到老家去了。九江博爱来不及在学校和社会之间建立起工作培训的桥梁，所以我不能过于乐观地说，这改变了学生们的生活。

四、是帮助聋人康复听力，还是学习手语？

我想何盛华想要建一所聋人学校的原因还包括这个：听力正常的父母因为没有培养过听障孩子，不知如何去做，很多这样的父母没有学手语，所以交流对于大多数聋孩子来说是十分痛苦的。许多学校对待聋孩子的方式并不理想，不仅仅是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学校，包括美国，都是如此。在聋人的成长经历中，社会、父母无法真正理解他们。

社会中大多数障碍是可见的，每个人都知道轮椅上坐着的可能是肢体障碍者，知道用白色导盲杖的是盲人，但是聋人几乎是无法辨别的。当你患有听力障碍时，别人无法真正了解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大多数聋人和你我有同样的智力水平，不聪明、非常聪明、或者处于平均水平。

中国政府花了很多钱帮助身体有障碍的人，对于聋人，有时候政府认为他们既然在聋人身上进行了人工耳蜗植入或提供了助听器，那么就不会有聋人存在了。但这不是真的，聋人真正需要的是能够获得在学校里、工作中进行交流的途径。可几乎没有任何经费花在帮助聋人交流上。甚至我的聋协主席朋友也不敢请求政府专门为他设置一位手语翻译，即使这和他们的工作有关。

中国大约有两千万聋人有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就算我们聚焦于0岁到20岁的大约100万的中国聋人，他们也不一样。一些人如果进行了人工耳蜗植入或者佩戴助听器，可能有很大帮助，还有另一些人则会听到噪音，听不清晰。

也许将来的20-50年我们会发明一种药品或者基因疗法，聋人就不会存在了。政府可能会说，与其在特殊学校上投资，不如对聋人进行人工耳蜗植入。

商人告诉政府，如果你花2万美元，或者10万元人民币在聋孩子的身上，我们可以让他获得听力。但有证据表明，一部分孩子通过手术和语言训练得到了很好的康复，但还有一部分孩子虽获得了听力，仍不足以理解老师的话和在普通班级上学。对于另一些孩子来说，则一点作用都没有，耳蜗被关掉，助听器被丢到了一边。执著于让孩子恢复听力的事在美国同样发生，因为家长和政府都希望孩子能够听见。

我们并不能准确指出有多少孩子能够重新获得听力，也无法证实这种技术有天大的魔力。我的方法是做一切能够做的：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植入人工耳蜗，也可以从第一天起就向他提供手语翻译。语言的发展发生在2岁到5岁之间。我建议医生、教育者不要放弃任何一种可能的方式，为孩子提供更多的选择。因为错误的结果是极其糟糕的，尤其是当你选择了人工耳蜗植入或者佩戴助听器，很多年却后发现它们没什么用，你的孩子很可能错过了学习语言的关键时期。

我们需要区分说话和语言。语言发生在人的大脑中。当我们说外面很冷时，大脑指出了外部真正寒冷的事物——例如雪或冰，这是我们真正理解外界的方式。有人会说，你有了人工耳蜗或者助听器，如果能通过手语交流，就不会再去学说话了。美国人为这件事谈论了很久。他们会说，你植入了人工耳蜗，就不要用手语和我沟通了。医生也说，你必须去听、去说，这样会更好。但很多科学证据表明，手语联合人工耳蜗或者助听器，反而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沟通。因为手语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可以帮助聋人理解，让他们更自信地学习说话。研究认为，手语并不意味着说得更少，或者不去学习说话。

五、各国为聋孩子选择语言的方式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科学检测，可以评估聋孩子更适合人工耳蜗还是手语。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瑞典。在瑞典，当告知家长孩子的听力损伤程度时，不仅要有医生在场，还必须要有聋人在场。在美国，常常是由家长来决定每一件事，在中国，更多是政府或者专家主导。而在瑞典，他们的体系则是孩子主导，这意味着不是家长或者政府，而是由孩子来做出选择，孩子有权选择他们的自然语言。家长可以直接从不同的人那里分别了解到人工耳蜗手术和手语的相关信息。

在美国，最著名的John Hopkins医院，John K.Niparko是第一位人工耳蜗植入的研究者。他说，我要跟一些聋人聊一聊。然后他们想出了一个计划：关于如何让更多的聋人和手语使用者参与到这个决策中来，决定要不要做人工耳蜗手术。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医生、聋人，以及支持手语的人在一起，组成一个团队，彼此尊重地工作，视每一个孩子为个体，而不是证明自己的方式是更好的，这是我在美国看到的最好的做法。

可能我想在中国和瑞典之间，找到一个更折中的方法。期待家长做出的每个决定都是好的是不理智的，因为家长容易带上偏见，他们会牢牢地抓住自己经年已久的梦想，他们希望事情能出现转机，往好的方向发展。有时候我会担心家长拥有所有的权利，谁能够像瑞典一样来保护孩子们的权利呢？

到现在为止聋人的困难是非常大的。虽然聋人事业在英美国家取得了进展，但总的来说依旧是困难重重。人们可能听说过英国的聋人比中国的更为自信，但要记住一点，在50年前、40年前或者30年前，美国和英国的状况并不乐观。

真正改变了聋人的世界的是电视和电影，特别是美国。当人们在电视上看到聋人时，发现了手语的魅力。主演《失宠于上帝的孩子》的Marlee Matlin（聋人）获得了那一年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这一年的百老汇最佳演出是聋人，还有美国电视上收视第一的选秀节目可能会产生一个聋人冠军……观众忍不住感叹：“哇，那个人和我一样！”好的母亲、律师、医生和老师，都可以是聋人。这些事让美国、欧洲看到了聋人和手语。

通过儿童电视节目，在美国有两千万孩子学习手语，这些孩子们觉得手语很酷。现在美国最受欢迎的外语中，第一是西班牙语，第二就是美国手语。在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大学里，都认为美国手语是一门外语，可以作为学分来修习。手语在美国受到尊重，这是从电视、电影开始的。

我认为这也将在中国的社交媒体或者电视上发生。记得十五年前来中国的时候，聋人只敢小心翼翼地比划手语，不愿让别人看到，现在我在中国的电视上看到了手语翻译和聋人。这些事情都在提升中国人对聋人的关注。

如果你开始了解聋人和我们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就会想知道，为什么没有更多的聋人工程师或律师呢？这并不是聋人自身的问题，而是教育系统和人们的态度问题。今天有人和我一起吃午饭，他说聋人不该开车，这太危险了。但是十五年前美国保险公司和警方分析数据后发现，聋人发生车祸的概率比其他人要低。我们应该看到数据，而不是人们的偏见。很多聋人不能做的事情是你我想象出来的。当没有良好的教育，没有用人者去关注他们时，这就变成了真的。从成为老师，到行政管理、院长、教师培训的代表、大学校长的过程中，我会想，是否应该聘任更多聋人呢？当他们中的一位接管了我的工作后，我可能会去一个没有那么多聋人的地方，再想应该如何招聘聋人，制造机会，然后离开。这是我这些年来真正想做的工作。当我回到美国享天年时，聋人可以接管我在中国的这项事业。

[文章由《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沈丹丽、实习生史晨瑾采访整理。理查德·莱特尔（Richard Lytle）是美国加劳德特大学教授。创建于1856年的加劳德特大学，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是世界上第一所为聋人设立的私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唯一一所专门为聋人和重听人设置本科、硕士及博士课程的大学。]